拾遗
去年碎碎念的,贴此为存。
阴沉的下午,他在格林威治村穿过两条街。
他背对着广场,
将四月最后一片云吸入胸口。
夜里看《一一》,清晨醒来很灰心,钝重得抬不起眼。
怀疑生命的密度是不是虚空的。“清醒者分有一个世界,沉睡者各有其世界”但哪一种又不是形影相吊而终?
关于爱,道德,困境这些词,在儿童时就学到了,只是那时候不知道,将要为其耗尽余生。更确切地说,是被其消耗的一生。人不是慢慢老去的,是在一个比回眸还短暂的瞬间里,在万古洪荒的荒谬和恍惚里,顿然就老了。那少年说,“电影把我们的生命延长了三倍。”可我觉得,这电影用三个小时,把一生的旅途和宿命都讲完了,还能期待什么。这是一场意义缺席的闹剧。无论怎样,都是一样。若水一般淡定的,才真正尖锐刺骨。有这样的电影,还要绘画作什么?
夏日的假期开始了。
在读卡夫卡的《美国》,题目是Max Brod在其死后挑的,其实更喜欢卡夫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用的题目《The Man Who Disappeared》,意味深长。此“消失”即是个人作为思考主体的消失,也是文化身份在他者语境中的消失,小说是一次关于意志悖论的旅行,在充满冒险精神的行进中使形而上的精神能量渐然隐退,在以自由为目的的求索中将自由消耗殆尽。
Like the word E. L. Doctorow puts, "exile only reiterating the original universal banishment from Heaven, a man might disappear down the stark, unmediated horrors of his own consciousness without ever leaving the house in which he was born."
有一天深夜她极度悲伤。她意识到身体里的那个诗人已经死去了,留下一副干枯丑陋的躯壳。人世间是没有完美的。爱和时间也不能完美。其实残忍的不是残缺,而只是认识到丑陋的那一瞬间。带着几世的荒凉。爱是美好的。但这美好究竟在爱和不爱之间,在初见,在过程,还是在终结,她不能确信。所以终日惶恐。他们爱着温润的她,干净宽容美好的她。可是那个丑陋狭隘的胸口被遗弃在黑夜里。那个胸口使灵魂喘息。
她甚至憎恨文字,那憎恨里带着嫉妒。因为所有在文字里达到的完整和破碎,都是人世里不能轻易到达的。而她同时疾病般地依赖着文字。文字是她给自己造的局。生命不是演给别人的戏,所以她远走。即便如此,她依旧未能逃离。她在启程的时候早已带上了回归的焦虑。
她庸俗得生活着。
其实这一切都无所谓,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庸俗得活着。
[深南冥默]从04年写到08年其实一直是一个青春写作文本,充满对自我的抒情。但现在觉得那是一个不能跳跃的阶段却也是一个必须超越的阶段,毕竟那一点微薄的才情是根基肤浅的。现在的期待是从那个对自身的疑问状态上升到“功能性的书写”,以无知者的谦卑去聆听世界,以渐进的幅度去面对、观看、思考和质疑知识及其载体。现实重量是希望达到的目标,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不可避免得带上过多自我烙印,但我希望这部分是渐少的。书写需要一种社会意义去支撑起文字的重量。我想这才是教育更高层次的目的,使人从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升到一个社会反思主体,反观教育和制度的缺陷, 进而渐成为社会慢性变革的动力和基架。如今倒是欣赏那极少数有批判力度,能真正拓展社会空间的人。
Yoyo给我发了《颖州的孩子》的link,并引了余华的话:血管里淌着冰碴子。以下是我的回信:
我看的时候潸然泪下。事件本身的重量在瞬间牵出我错综复杂的情感,这其中包括痛彻肺腑的怜悯,对当下社会处境和价值的质疑,以及对自身的愧疚和谴责。他们的苦难亦流进整个民族的血液里。
但就电影本身,这种人道主义关怀的姿态是值得质问的。看和被看中间存在着俯视。不仅仅是社会角色的权力失衡,同时也有知识权利的失衡。在我看来选择的拍摄角度里有失真的温情。其次它对被拍摄者的后续生活处境没有同等的关怀,这一点上,拍摄者几乎是不负责任的。
我并非对其作道德指控,恰恰相反,拍摄者的行动力和终极关怀都是值得尊重的,但这并不等于对其方式的认可。必须承认,阐释方式的选择将带出一个巨大的困境:到底有没有一个完全平等的对视、阐释和被阐释的可能?是要赤裸裸得展示真相和隐私以唤起人文关怀的重量,还是同时要担负起保护个人生存处境的道德责任?对现实伤疤的揭露方式和对影片本身的形式语言处理怎样契合才能保持其本真?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 Choose a fucking big television, choose washing machines, cars, compact disc players and electrical tin openers. Choose good health, low cholesterol, and dental insurance. Choose fixed interest mortgage repayments. Choose a starter home. Choose your friends. Choose leisurewear and matching luggage. Choose a three-piece suite on hire purchase in a range of fucking fabrics. Choose DIY and wondering who the fuck you are on Sunday morning. Choose sitting on that couch watching mind-numbing, spirit-crushing game shows, stuffing fucking junk food into your mouth. Choose rotting a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pissing your last in a miserable home, nothing more than an embarrassment to the selfish, fucked up brats you spawned to replace yourselves. Choose your future. Choose life... But why would I want to do a thing like that? 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 I chose somethin' else. "——Trainspotting
中产阶级梦想是我们一代人的主流社会价值吗?找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老婆,有一间父母筹备的婚房和不必太好凑合能开的车子,然后凑合着过一辈子。我并不质疑这个价值的存在权力,只是惊讶于价值的单一。中产阶级梦想多大程度上填充了人生的留白?还是它彻底阉割了从五四积累起来的认知渴望和质疑冲动?浪迹的骁烈早已在当代生活的温床枯萎了吧。我从来不否认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女人来说更是这样。就像伍尔芙说,女人写作,需要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对于男性作者,也许“几本蓝色书脊的笔记簿、两支铅笔和一把卷笔刀、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加上地板打扫擦洗干净,再就是运气,这就是需要的一切”(海明威)。不是女人更物质,只是物质往往能为弱势者支出一个发声的平台,添一分思绪的静持。但在物质生活从手段变成目的的时候,竟连发声的最初冲动都被淹没了。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的生存选择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有足够充裕的受教育机会,足够多样的信息接收途径,足够便利的交流工具,但为何公共空间的喑哑程度几乎与鲁迅的时代相当。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就暴露于全球视野,为何数年后仍然在小我的幽闭里不能自拔。中产阶级价值梦想究竟偷走了什么?喃喃自语背后是集体的无力。萧耳说,“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较真,我们注定灵魂会痛苦。”可是如果我们不较真,也许灵魂就坠落了。可不可以,像Mark在电影里说的,“我选择不选择人生,我选别的。”
那些女人
都说康州的红叶极美。十月中旬Q打电话过来说她们在耶鲁有一个聚会,虽然那一阵很忙,但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一个人坐火车去康州,沿路是漫山遍野的秋叶,这乡野的气息那么让人安宁,叫人想起桂花开时的杭州。纽约是不容易有乡愁的。唯有康州,牵系着或浓或淡的悲愁,季节里藏着安稳。
Q在耶鲁的医学院呆了十五年,从学生到教授,从拥挤的学生公寓到临湖的别墅,从妙龄到极尽艰辛成为人母。十多岁的时候,她被告知母亲患了癌症,二十多岁的时候被告知自己不能生育,三十多岁时目送唯一的弟弟辞世。但见到她的时候,她依旧露出少女般清澈无邪的笑容。生活就像日历一页页被撕开,那页页悲愁又如落叶般各自散落,归于静默的自然。傍晚的时候天色阴沉,Q和我沿着耶鲁校园里的小路散步,教堂的钟声传来,一声声满是晚秋的萧瑟,却也是岁月的沉着。
“我二十五岁时的人生规划是生五个孩子,然后在家相夫教子”,Mary Campbell笑着说,顺便用她那一丝不苟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手整了整她的Giorgio Armani上装。我无法相信就是这样一个曾打算安心在家相夫教子的女人,三十年后竟成了美国最顶尖电影学院的院长和纽约州艺术理事会主席,统筹整个州的文化艺术机构。我坐在她面朝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里,感觉却像是进了哪个主妇的起居室,四处布满了温馨的小饰品。初冬的阳光斜斜地照在19世纪的老式家具上,抽屉精致的雕花铜扣已经被磨的发亮了。古董柜子上摆着她家人的照片,她的丈夫,将赴越战的儿子穿着军装,第一个孙子出生时的全家福……柜子后面的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百老汇演出海报,都是学院的毕业生出演或编导过的。临窗的工作台前面摆了一件89年百老汇演出时的剧装,镶着亦彩的羽毛,傍边是金色的奥斯卡奖杯。办公桌后面的窗台上放着一排她曾上过的杂志封面,赫然写着“女人!权利!风韵!”,“100名纽约最具影响力女性”,“年度最成功女性总裁”……封面里是她一贯的自信且睿智的笑容。但在这些显赫的头衔背后,Campbell却总在细节里洋溢出女性入微的小关怀。比如,在供等待的小沙发前每日总是放着新鲜的花束,水果,或者小曲奇饼干,一律整齐地摆在铺了蕾丝棉布的篮子里,旁边放着淡紫色的小纸巾。所有的小细节都让人舒适。
用女权去形容Mary Campbell是不妥贴的,她是刚柔并齐、闲适、练达,世故又有人情的女人。她深握纽约州的政治文化权利,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一周后,便应邀为其智囊团做文化政策顾问,她主管的Tisch艺术学院先后出了十多个奥斯卡得主,但她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五个孩子的祖母。我喜欢听她娓娓道来那些作为女人的人生途径和抉择困境,那沉稳平静,宛若炉火边聊起渔樵往事,丝毫没有烟火气。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她的自嘲也都是带着自信的,因为过了花甲,她清楚得知道什么是她能够驾驭的,什么是可以舍弃的,自然简洁不带拖沓。
Campbell和Karen都是有信念的女人,想要改变游戏规则。但因为处世的方式不同,她们最终走上了两条全然背驰的路。Karen坚持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几乎她所有的抉择都来自直觉和心性,所以她渐渐走上了激进艺术家的道路,其数次裸体和挑畔性表演最终被送入了美国最高法庭和联邦调查局。她的情感总是激烈迸发的,我多次见她在公众场合因激动而潸然泪下。但Campbell深信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of power, you have to take the power,于是她走了一条政治道路。但也正因为有Campbell在高层掌权,才有了Karen这样反政府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学院里的一席之地。有一次,Campbell聊起她童年的政治意识:在20世纪前半页,其父拥有一间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黑人家庭,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威望是不多见的。但在她十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几尽家产和精力投身参议员的竞选。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局限,黑人的仕途终未能实现。在竞选失败后,她的家庭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信念。就在那些年岁里,目睹她父亲走的政治道路,及其失败后白手起家力挽狂澜的点滴艰辛,她学会了各种游戏的潜规则。睿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三月的一天去了趟Chelsea的Solo工作室。Judy是与其说是老板,倒不如说是首席艺术家助理,她自己几十年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版画系,后来在Chelsea开了Solo Impression。合作方式其实也是半创作式的,有时候艺术家有观念来找她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也有的时候她冒几个方案然后联系她觉得合适的艺术家商量。所以她始终介于艺术家和经营者之间,这种状态让我向往。Solo是一版画制作工作室(除了不太做蚀刻版)它为艺术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同时出售作品,不过Judy的说法是“we don't use the word 'sell', we use 'place'", any way...它虽然也做推广也卖作品但又不是画廊,没有定期的展览项目和开幕、策展这些部件,工作室旁边有一小的展示空间,高兴了展几天,也不靠那展赚钱,开幕就端端酒碰几个人罢了。Judy大约60多岁了,留着诡异的长指甲,身材走形得厉害。她裹一件很旧的灰褐色毡子外套,胸前一副50、60年代才有的黑色大框眼镜,活脱像个巫婆,但怪怪的叫人喜欢。这工作室几十年了一直只有她和她的一个助手在。六点的时候夕阳斜照进工作室,透过脏乎乎的铁架窗子和疏斜的植物照在层层叠起的木质储画箱上,唱片堆了一地,Judy的灰猫在地板上晃荡着。Judy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于是说,”他们有时候来跟我要画,我觉得像是前阵刚做过的,可拿出来一看简直不能相信,那已经是25年之前的事了。”时光在这里,流淌得太快还是太慢了?
清晨七点,零下八度,漫天飞雪。睡了5小时然后背了两个巨沉的大包吭哧吭哧去上班,路过华盛顿广场的时候不幸一屁股跌坐在了雪地里,暗自骂了句“Shit!”也就翻身起来继续赶路了。要换了过去,这点破事儿得放心里发酵一整天,晚上回家必酿出篇涕泪俱下的博客不可。可是在纽约,谁又未尝过辛酸的滋味呢,这样的时刻,心底要不是守着信念,我想我就坐着起不来了。
北影的策展项目八个人合作,最后因为点小事罢工只剩下两人,我和Molly周末早晨7点起来拎着榔头扛着几十件作品硬是去展厅把那展给挂出来了,这个把月攒的猛劲全用上了。上班更没闲着,佳士得的亚洲艺术拍卖周正赶上亚洲当代部的人去了香港,结果什么活都揽给我和Nick做。周一穿着小高跟鞋跑了一整天,从早上八点起来到一直到晚上五点才吃了第一口饭。五点多有重要藏家和策展人的接待会,结果离开始剩半小时的时候仓库一个电话过来说哈佛大学美术馆运了两张巨大的赵无极过来,要人过去拆箱检查然后入库,刚放嘴里的饭还没来得及嚼就生吞了去干活。周二上九小时的课,交二十多页的作业,做两个期中报告,中间就十多分钟空出来疾走十个街区去上另一堂课。我想这半年我愣是从一个斜倚江南的宅女活生生被逼成个生猛劳工了。S问我觉得辛苦吗?我想我是连觉得辛苦的时间都不大有,没有发呆的时间也就没有苦楚。
“Every girl has a dream. ”我顺手在记事本上写,那天是Art Business的presentation day。这些我遭遇的女人,她们的美丽来自对自身价值的追问和信念。R现在在中城经营一小画廊,她present的商业计划是艺术主题酒店,结合奢华酒店和驻地艺术家项目,并利用纽约艺术资源为住客量身定制艺术咨询及向导服务;B的项目是Restaurant with menu and receipt inspired by art; H 做的是企业艺术咨询;K自去年起已经开始运营她的艺术交际公司,客户群体锁定纽约的单身Middle Class; C的商业企划是儿童服饰,图案和样式设计均出自现当代艺术作品,她本人负责所有的图案设计工作,做的设计纹样非常惊艳;P现在在华美协进社做儿童教育,但雄心勃勃得要做一个T恤设计公司,正在联系年轻艺术家合作。这些二十出头的女人,她们的梦想也许还稚嫩,但是那样的匆忙慌张里有美好。三十出头的纽约女人美丽的方式是全然不同的,美丽背后多少都藏着辛劳,她们的聪颖在于平衡。在罗清的开幕展上结识N,她在新加坡做了七年的艺术总监然后放手跟着丈夫和两个孩子来了美国从新开始她的画廊生涯。N是极聪明的女人,但她的睿智,自信和疲惫总都藏在懒散随意甚至糊涂的外表下。这些年从艺术圈子里走过来,我相信她是倔强的,不然早不能坚持了。Z是生得伶俐润腻的上海人,第一眼就让人觉得很干练精明,不像N,叫人觉得她那样糊涂。Z在纽约苏富比做了n年中国当代部的头,在那小圈子里呼风唤雨好些年直到去年出局,无论在感情还是事业上她都是久经沙场的武士。我看着她就想起《将进酒》,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意味,她是受伤并顽强着的女人。有的时候看看N和Z我就想,这是不是也是十年后的我?换成我,愿不愿意做这所有的牺牲去实现这个梦想?它的意义有多大?有一天晚上我看到N充满血丝的疲惫眼神,那一刻我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