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宵时和H聊到跨国教育对身份认知造成的诸多无奈，H最后总结说，你唯一能做的只是尽力让你的下一代获得更多的选择空间。而我这一趟回来终于知道，身后这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它已成为血脉，必将终身牵扯着我的每一次喘息，所有的挣扎，都带着连根的疼痛。自我认知体系的形成必然要经受一个双重历史性的磨合，个体成长的历史性和所处时代历史性碰擦出的火花才真正造就了江山一代人。但前者较之后者往往更易为人感知，对后者的忽略却容易造成集体的时代盲目和精神无依感。“远行”在这两个历史性中间提供的其实是一个协商空间，在突然被转换的社会情境里，社会历史性豁然以强烈的可感知力冲进了个人的线性历史，而所带出的冲突，将为更宏观的自我审视和时代解读提供线索。所谓的漂泊感，其实为重审价值提供了源动力，它创造了一种更纯粹的选择可能和对选择结果的主动承担。这双重历史性自持的局限及其交结时相持的张力存藏成了个体宿命里潜在的悲剧性力量，它即是西西弗斯在泥泞中推起的石头，也是普罗米修斯在天庭偷得的火种，悲剧里带着茫茫的希望。于是只能想，悲凉是形式，信念是内容，而碌碌的平日是使信念融入悲凉命途的曲径。

 

间而聊到女性。在这方面，我活脱是一腐朽老物，虽在纽约时成天混迹于激进的女权堆里，但照样认定女性在标榜话语权的时候，仍然需要有一副真善美的坐标。冷漠和尖锐也许真能成为一种抗争的力量，但其中缺失的，恰如启蒙精神中以理性全盘取代信仰，最后落定成一个时代的精神洪荒，使人在意志的底线上怵惕不宁诚惶诚恐。与之相仿的情况是，女性角色在变得越加理性和尖锐之后，人世间喜气洋洋的贞观反倒淡了。权利并不一定是由革命争取的，自古女书论道，言的都是在柔软中发力。我倒是觉得福慧双修比才智要来得妥贴，兼福慧者，才真能赏心，而后悦目。

 

 

 “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总归是春宵苦短，来日方长。闲扯罢了，一闭眼再一睁眼又做回尘世的蝼蚁，庸庸碌碌。其实就算一不小心沾染了江湖气也无妨，只是挣扎中总得留一小方净土在心间。